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回顾改革历程，中国取得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关键因素，最根本一条，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坚持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过，中国的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距离建成一个成熟、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差距。另一方面，当前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化，中国又该如何进一步调整对外开放战略，应对国际国内重大变局。

就上述议题，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泾源。孔泾源曾长期从事改革开放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等多方面工作，参与并见证了许多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事件，到中国体改研究会后，继续推动改革开放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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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泾源澎湃新闻：近些年，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国与西方等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复杂化。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的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孔泾源：当今中国的经济成长和大国地位的形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但也不可避免地对现存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产生多维度挑战，国际关系渐趋复杂，大国博弈乃至冲突加剧或将成为长期现象。贸易大国地位的形成及稳固对现有的全球贸易结构和贸易秩序带来强烈冲击。制造业大国地位会对包括发展中经济体在内的部分贸易伙伴的产业和就业岗位产生替代。科技立国战略及其成就对西方主要经济体构成了大国博弈压力和心理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社会公共品提供能力，对西方社会的制度和文化优越感产生了巨大冲击。综合国力、军事实力和体制张力的增长引起西方主要大国的疑虑、忌惮、恐惧乃至不时地挑起对中国的贸易、科技、教育、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直至恶意制造“塔西佗陷阱”、威胁制造“修昔底德陷阱”，力图将中国推入“中等收入陷阱”甚或贫弱衰败境地。

应当承认，这种历史性变局所形成的大国博弈压力是持续存在的，很难在短期内求得解决或分出胜负。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制度性开放，肯定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对外开放。当初工业化尚未完成，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对外开放主要是接受“亚洲四小”和日本等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在制造业低端末梢寻求发展，解决国内就业和工业成长问题。对外开放也主要是向东开放，向美日韩欧等发达经济体开放。

今天变局已经发生，向东、向西、向南开放都十分必要。要以国内结构性改革、制度性开放和国际双多边合作机制，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建设，对冲少数西方大国的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政策。扩大国内自由贸易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制度性开放试验领域和政策推广适用范围，推动重点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外开放，健全国际间人才流动和制度规则对接机制，谈判升级已建立的双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双向开放水平和制度对接范围，主动加入拟议建立的区域、国际自由贸易区谈判，参与多边性、多样化投资贸易自由化体系建设。密切中欧、中亚铁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和外交关系，以向西开放带动国内中西部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国内产业布局、地区经济和交通网络平衡发展。调整与亚非、南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双多边合作关系，以市场开发、制度对接和平等互利机制，稳定、优化中国的国际营商环境，展现务实担当的大国形象。

澎湃新闻：从体制机制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需要推进哪些改革？

孔泾源：所谓重大变局，不仅是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国内经济形势和改革走势也在深刻调整，需要因势利导持续性推进改革开放。比如，刺激经济发展需要所谓“三驾马车”即需求推动。首先是投资。传统投资依然是今后投资的重点方向之一，因为中西部发展还相对滞后，投资空间还很大。但是，新投资、新基建也要加快发展，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浪潮正汹涌澎湃而来。但向西投资和新基建难度更大，投资周期更长，资金回报率更低，形成的财政金融压力也更大，二者的关系如何处理，需要创新投资体制和发展模式。国内抑制消费的因素很多，但最多的是体制因素。一方面讲国家发展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甚至说五年内将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但对国内发展型消费仍然存在较多的生存性阶段的抑制政策。大城市因基础设施薄弱、基本保障缺位或公共服务落后，对住房、汽车等，采取简单粗暴的限购、限地、限价、限贷、限套、限外等，或采取限价式“抽签摇号”办法，人为地抑制社会消费、扭曲市场机制、制造体制性不公。

此外，出口也不再是简单的商品货物，可能包括资本、技术输出，乃至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传统制造业向外转移，包括利用新的商贸通道和战略方向，如中欧铁路、中亚铁路、中巴经济走廊，还有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向西、向南以及全方位、全领域开放出口和对外投资。

从大的宏观视角来看，花费40多年的时间，中国建立起了从微观企业制度到财税金融体制、从经济运行机制到社会治理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初步成型的市场体制造成收入财富分化和经济不平衡发展，政府调节机制作用有限。

正如人们谈论较多的财税体制，近些年来，曾经支持国家税收较长时间高速增长的传统产业税负压力加大、税收增速下降，信息技术、商务服务和居民消费等新型税源虽然相对稳定，但需要轻税减费、扶持成长。面对国际社会的减税压力，利用税收工具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产业发展，也是税制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无论是传统税种还是新近推出的有利于服务业发展和经济结构优化的税制改革，税收主要向东部沿海省份尤其是少数优势城市集中，分税制存在着内生的有利于发达地区的逆向调节效应或体制机制性缺陷，部分地区的财政可持续性或面临严峻挑战。

内在于分税制中的产业链诸环节和地区间财税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利益关系失衡及重大体制性缺陷，是财政转移支付“二次分配”有限的技术参数、狭窄的参照因素难以改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使得地区间财税收入差距扩大。具体到实际财税状况中，地区间财力失衡愈演愈烈，中央财政收入增长，但转移支付面愈来愈大、其公平性质疑与日俱增。因此，我认为在具体举措上，建立全国开放有序的统一市场、推进东中西部平衡发展、完善市场形成价格机制、规制垄断环节盈利模式和优化政府市场调节行为，既是巩固强化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市场效率基础，也是构建平等竞争营商环境和实现共同分享发展利益的逻辑起点。不把这些基本问题搞清楚，天天空谈深化改革或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是没有意义的。

澎湃新闻：中共二十大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尤其是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两个毫不动摇”的含义？

孔泾源：“毫不动摇”地发展国有企业及国有资本，要深化市场适应性改革，将发展重点尽快转向具有全民普惠共享性质的行业和领域，担负起构建平等共享自然垄断资源、稀缺生产要素、公共服务网络的营商环境的新使命，以市场平等发展和国民共同富裕的社会实质公平目标为指向和坐标，创造和维护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活力和发展潜力。“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自觉增强适应规范市场环境和法制体系、合规守法经营的自觉意识和主动作为，以平等良性竞争推动“专精特新”和产业数字化、高端化转型经营及其体制创新，理性地筹划生产经营和财富管理，实现成长壮大、奉献社会和持续发展的时代目标。

市场经济也是制度公共品依赖性经济，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期待“有为政府”适时适度地提供规则、公平和安全等广义的市场制度性社会公共品，加快优化细化平等保护财产权利和市场公平竞争的民法体系和司法程序，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效率优势。建立“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产业优化协调、地区平衡发展和社会收入分配的效应评价与调整机制，防止产生比市场缺陷更难矫正的政府作为型和体制机制性的城乡地区差距和收入财富分化。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地区平衡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兼顾市场活力和社会公平，进行一场真正以体制公平性为核心、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地区平衡化发展为直接目标的公共财政改革。此外，健全金融服务机制，扶持弱质基础产业，推动城乡地区协调发展，优化社会福利政策，防止群体性、区域性返贫，适时适度地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贫富分化程度，将遏制相对贫困化扩大趋势、建立经济平衡发展和促进社会共同富裕作为政府的长期政策和有为目标。

经济改革研究要遵循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实践性格和逻辑规律，从效率和公平两个维度推动经济理论创新和民主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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